都是“优质学位”惹的祸 　

2005-09-01 09:51:50 　 　 　　

街谈　　　

据报道，自广州市教育局8月30日表示要逐步恢复“名校”开设初中部之后，很多家长感慨不已:有说错过机会的，有问到底何时能恢复的。关系到孩子的未来，教育无小事。　　

仔仔细细看了报道，感觉整个事情都乱套了，未免让人无所适从。两年前取消，现在又恢复，“朝令夕改”之讥估计是难以避免了。有论者说:“当时国家教育政策要求初高中剥离时，便应该考虑到随之会产生的初中学位紧张问题，而不是等问题出现时再要求各地‘亡羊补牢’”。不过我最关心的是:这到底是“亡羊补牢”，还是“重蹈覆辙”？　　

一般说来，两个截然相反的决策，哪怕碰运气，总该有一个是对的才是。不过事情总有例外，弄不好两个都错了。取消初中部的后果我们都已经看到，就是导致臭名昭著的“名校办民校”的出现。打着“民办”的幌子，实则利用公共资源中饱私囊，所以这次的《义务教育法(修订稿)》才会明令禁止(补充说一句，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开了公办学校办民校的口子，被人称为是真正的民办学校的断肠毒药)。上一次取消初中部显然是不对的，那么这次恢复就对了么？

请注意这次要恢复的是优质初中学位，那么如何分配呢？有的家长感慨错过机会，有的家长问何时恢复，我想这些家长本来就住在名校附近吧！不知道远离名校的家长会怎么想？难道都去指望那点可怜的推荐生名额么？或者说都来效仿“孟母三迁”？显然这都不容易，也不公平。　　

现在看来，前后两次举措，其实具有相同的动机:上次是为了建设“优质高中”，这次是为了建设“优质初中”。看看，都是“优质学位”惹的祸！每个人都想让孩子接受优质的教育，那要多少优质学校才够呢？我想只有让所有学校都变成优质学校才行。您一定会说我这种看法不切实际，公共教育资源是有限的，不敷使用。既然如此，何不把有限的教育资源平均分配？这恐怕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。　　

说到这里，就要回到义务教育的真正目的之上了。义务教育显然不能解决优质教育产品匮乏的问题，而应该提供人们可以公平享用的教育产品。这次恢复名校初中部，绝非“亡羊补牢”，而是“重蹈覆辙”，相对义务教育的真正目的而言，更是“背道而驰”。

刚刚看了《十七岁的单车》，难受得要命。

真是杀人的心都有。

用罗胖子的话说，每天都在杀与忍住不杀之间徘徊。

说了这句心里轻松一些了。

社会不公，青春残酷。青春之所以残酷，就在于不懂得接受不公的现实。

像阿贵的哥那样，认命了，就没事了——除了偶尔偷看一下“城里的女人”。这样就不用声嘶力竭地呼喊，也不用拍砖与被拍。

假如你只有十七岁，那就什么都可能发生。所以看这部电影的时候，我总是提心吊胆。

了解它，让我们心里有谱　
 
　 2005-06-06 09:14:36  　
 
　
　　中国观察
　　□吴思(学者)

　　在《100年的新窑子》这本书里，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一个村庄所有村民的面目，读到关于他们命运的故事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群体的梦想，以这些故事为基石，我们还能建立一套坚固的“中国观”。
　　新窑子人很穷，他们的一个梦想就是发财。务农不能发财，他们就当兵当出去，考学考出去，买户口买出去，打工打出去。这些路都走不通，或者代价太高，支付不起，那就转身卖瓜贩菜，开车拉脚，养羊种树。纯粹种庄稼的人，无论在别人的心目中，还是在他们自己看来，都不能算作成功者。
　　我认为他们很正确。设身处地想一想，假如我们辛劳一年，收入依然微薄，我们如何看待自己？我们将编织什么样的梦想？
　　2003年，据新窑子村的村支书说，该村的人均收入为500元。以当年的市场价计算，新窑子人每天只能吃一斤半玉米面。同样在这一年，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远多于这个数字。当然，村支书的数字照例有两套，我请黑明打听了，他们报给上边的数字是1200元，接近陕西省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。即使按照这个比较漂亮的数字计算，新窑子人与城里人的收入也相差很远。
　　黑明写到一户人家，1998年花钱为儿媳妇买了城镇户口，户口的价格是3500元，等于一个村民好几年的收入。好几年的辛劳，这就是新窑子村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距离。不过，新窑子并不是最底层，这里距延安只有16里路，各种机会比更偏远的村庄多，于是绥德县和安塞县的两个外来户买了新窑子的户口，分别花了1500元和2600多元。按照当地宣称的收入水平，这段距离意味着几年的艰苦攀登。
　　新窑子村民要变成城里人，常规通道是读书考学。新窑子出过一个大专生，那是全村人的骄傲。中专比较大众化，但这段路也要走三年，花费两万元，毕业后还未必找得着工作。如此巨大的代价与风险，一般村民应该望而生畏，然而，可怜天下父母心，他们宁愿背一身债也要供孩子读书。用他们的话说，这是为了孩子的前程。
　　还有一条路就是出去打工，每个月可以指望三四百元的工资。这个数字还不到正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一半，只能算小半个临时城里人，而这也需要信息和门路，需要背井离乡和更高强度的辛劳，同时还要冒被拖欠工资白干一场的风险。这两年应该好一些了，在孙志刚案发生之前，如果预测进城打工的风险，恐怕还要进行更多的思考。
　　我很喜欢黑明这本书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新窑子很像我们村——我当年插队的地方。1996年，新窑子有58户人家；1976年，我当过指导员的那个山区生产队有57户。那时我们队的日值是三毛五分钱，当年新窑子的壮劳力每天也挣三四毛钱。看着黑明拍的照片，随着他在新窑子走家串户，我就想到了我们村，想到了我当年熟悉的人家，听见了他们的笑谑，闻到了烧秫秸和猪食混合的味道。看到新窑子知青的照片，我简直就像见到了自己。
　　我们村是我判别真伪的参照系。关于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理论和叙述，关于中国人的种种说法，一旦让我迷惑了，我就拿来与我们村比较一番。说得靠谱，我就接受；离谱远了，我就不拿它当真。这个办法很笨，难免限制人的想像力，也无法帮助我领悟IT之类的高新产业，但可以保证我不脱离常识。我经常犯错误，但不至于错得太离谱。
　　读了黑明的这本书，认识了那些有血有肉的农民，我感觉更有底气了。在他们的经历中，我对共和国历史的许多看法得到了有血有肉的印证。他们今日的奋斗和挣扎，又为我补上了一段参照系中的空缺。作为一个有八亿农民同胞的中国人，心里装了一个完整的村庄，了解这个村庄与整个社会的基本关系，无论说什么，做什么，我都感到心里踏实。
　　新窑子正在变化。在如此大规模的摆脱自身处境的努力之中，中国农民必将在未来数十年中左奔右突，直到普遍不安于位的原因消失，新的均衡局面形成。也许这将成为本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变化之一，其结局和影响将大大改变世界的面貌。希望黑明通过他的村庄跟踪这种变化，让我们心里有谱，也让后人看到一个完整鲜活的故事。

　　图：
　　《100年的新窑子》，黑明著，海南出版社2005年3月版，38.00元。

新浪读书连载

新闻界的朋友们，如果有机会，不妨策划个专题，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吧。先谢谢了。

　 
教育无差别，才有真公平

2005-06-06 09:10:18  　
 
　
　　■中国观察之彭远文专栏
　　
　　5月29日至30日在江苏徐州召开的“无差别教育高峰论坛”上，提供了一本名为《缩小差距——中国教育政策的重大命题》的研究报告，该报告表明：经过对东部3市(北京、天津、上海)与西部5省区(广西、贵州、云南、甘肃和青海)的对比，从1995年到2002年，无论东西部，还是城乡之间，教育差距的严重程度比经济差距更大(据《中国青年报》6月3日报道)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徐州市对于基础教育推行的“无差别教育”(主要指在四个方面做到无差别：基础设施、资金、师资力量和教育质量)就值得我们投注更多的目光。

     在教育部近日公布的《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》中，提到了“最低保障线”和“均衡发展”(前日郭巍青先生在《“最低保障线”是教育公平的最低要求》一文中已经有了中肯的分析)，但是“最低保障线”是最低标准，“均衡发展”又比较含糊，而“无差别教育”才是一个清晰的追求目标。教育经费来自国家税收，这意味着只有平均分配才称得上公正。“无差别教育”是一个貌似激进，实则理所当然的主张。

     既然要提倡“无差别”，那首先就要反对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合理。城乡教育的差距集中表现为各种形式的“重点学校”，这些学校都在城里，其投入往往是一般学校的好几倍，对农村来说是极为不公平的。这种局面与“政绩型”的教育发展模式有关，郭先生已在文中详细分析过了，不再赘言。这里需要提到的是，我国的教育经费在GDP中所占比例至今未能达到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(4％)，而其中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比例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。如我们所知，基础教育具有更强的公共性，在教育经费短缺的情况下，教育投入应该借鉴福利保障领域提出的“低水平，高覆盖”的原则，首先确保基础教育，而不是建设所谓的“世界一流学府”。

     其次，“无差别教育”还要反对基础教育中存在的所谓“教育产业化”。为“教育产业化”辩护的理由，不外是填补资金缺口和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产品。但是，“教育产业化”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是：怎样保证穷人也能接受基本的教育？

     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，是因为大部分人都能够参与到其中，教育就是基本保障之一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·森说：“甚至在极其强烈地需要经济改革来允许市场有更大的空间时，这些非市场设施仍然要求细致的坚决的公共行动”。教育差距比经济差距更大，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社会对“贫穷”这个概念的理解存在偏差。我们更应该用“以自由看待发展”(阿马蒂亚·森语)的视角来理解“贫穷”：“贫穷”不仅仅是经济收入低下，更重要的是可行能力的低下。假如基础教育无法保障，就必然导致一部分人在可行能力方面极为贫穷。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上个月新华社提供的：一位29岁的打工青年，抢劫之后立刻自首，其目的只是希望能够在监狱里学到一门技术。

     而且，我们要注意到“教育产业化”的一个前提：《教育法》明确规定了“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”，而只有提供不同质量水平的产品，才谈得上产业化。至此，我们能很顺当地得出结论：基础教育的“产业化”必然是对公共资源的不公分配。

     从扶持重点、“教育产业化”转变到“无差别教育”显然不能一蹴而就，但作为一种理念，首先应该成为共识。就实际操作层面来说，徐州的经验尤其值得关注，“无差别教育”政策已施行三年，成绩和问题都得到了凸现。据称，教育部将在全国推广“无差别教育”，这让我想起此次论坛提出的一个理想化建议，希望它能早日实现——确保每一个贫困家庭子女都有学上，确保每一个残疾儿童都能享受免费教育，确保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能享受到与城镇孩子同等的就学机会。

以后写的街谈就放这里了。

一、天下没有白吃的早餐

    前天查看某位论坛网友的个人信息，兴趣爱好栏有很多选项，比如最喜欢的电影、最喜欢的运动等，其中最喜欢的食物写着“白食”，当时就笑了——于我心有戚戚焉。昨天看报纸卖“放心早餐工程”的新闻，我又笑了——3元钱可以吃到称心如意的早餐，虽然不是白食，那也差不多了。要知道我不吃早餐好多年，不就是因为不放心吗？这个问题太重要，值得好好关注一下。

    幸福来得太容易，总是让人心生疑窦，怀疑这不是真的。然而白纸黑字写得那么清楚，又由不得我不相信。好吧，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：如此巨大的市场需求(据说每天的早餐需求高达千万元)，居然除了“走鬼”之外，没有其他人来满足。不用三秒钟，立刻会有人告诉我：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不赚钱(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，这个答案无比正确)。但是那些“走鬼”摊位为什么可以维持呢？因为成本低廉(当然，卫生也就得不到保证)。所以，在说了一番废话之后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：正规的店面经营成本太高，所以把这个空间留给了“走鬼”，而大多数消费者无法接受高价早餐，把选票(市场经济就是用钞票投票)投给了“走鬼”，或者投了弃权票(不吃早餐)。

    “放心早餐工程”的目的是要提供价廉物美的早餐，同时我们还知道，自由市场的效率是最高的，自由市场无法做到的事情，政府显然也是不可能做到的。当然，既然大张旗鼓地搞了，最后我们一定会吃到“价廉物美”的早餐。经营企业是否会亏损，大可不必关心，只需闷声吃早餐好了，我在这里唠叨显得很不理智。

    可是，天下没有白吃的早餐，既然政府出面了，那最后还是得由政府买单，要知道政府买单就是大家买单，那没有吃过“放心早餐”的朋友一定很不高兴。请相信这并不是我过分悲观，类似的事情在北京和山西等地已经发生过了，得出的教训是不该打“政府牌”，因为这是走计划经济的回头路。

    难道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？不是的，我的建议是让流动早餐摊位合法化，加强卫生监管，容许所有人(不管是不是下岗工人)自由竞争。政府应该扮演的是裁判角色，下场踢球固然不对，当教练也一样不对。那时候价格可能会贵一些，可是要知道“白吃”总是不长久的哦。

时评一篇：论劳模的倒掉——从姚明入选全国劳模候选名单说起

当然，发表不能用这个标题喽。最后一句“劳模可以休矣”也说不出口喽。靠！

转型期的尴尬：看姚明入选全国劳模候选名单

    日前，“中国上海”政府网站和上海总工会网站对上海市2005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候选人情况向社会公示，姚明入围候选名单，理由有两条：一是姚明能够代表中国形象，是出色的运动员；二是姚明爱国，能够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（3月26日《新闻晚报》）。姚明和我们传统的劳模形象显然有较大差距，由此引发种种争议。

   反对者认为：爱国不是劳模的主要理由，同时对姚明的身份提出质疑，进而提出劳模是面对国内还是面向国际（见国际在线刘宇先生的文章《对姚明当劳模的三个疑问》）？而赞成者则认为这是与时俱进的表现，毕竟社会在发展，很多观念都需要转变。不管反对者还是赞成者的意见似乎都有道理，那么问题出在哪里？我的看法是：假使局限于这个局部事件，那是纠缠不清的。所以，需要换一个视角来看问题，如果从经济体制转型的角度来分析，即可迎刃而解，甚至很多相关事件均可得到合理解释。

    首先要问的是劳模评选具有什么意义？一言以蔽之，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面的一种激励机制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从劳模的评选标准可以看到，各省的名额是固定的，不同工作岗位的人比例也有固定的百分比，这些都带有鲜明的计划经济烙印。而专门针对企业负责人、乡镇企业负责人、党政干部的限制，“要求企业职工不少于推荐评选名额总数的45％，其中企业一线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不低于企业职工的55％”，从激励机制的角度出发也具有合理性，因为干部已经得到了升职作为奖励，劳模当然要留给普通工人。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，人数最多的农民所占名额不成正比，私营企业主和进城务工人员则是刚刚进入评选标准的视野，这都是因为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面，他们都是处于边缘，或是根本不存在的群体。

   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姚明。姚明是去年福布斯文体名人排行榜的第一名，收入高达1亿5000万人民币，媒体曝光率也是文体名人中最高，拥有拥趸无数，可谓名利双收。而这一切，都得拜自由市场经济所赐。一个先天有优势，后天又勤奋的人，自由市场已经给了他足够的回报。因此，让姚明入围全国劳模候选名单，就显得极为不合时宜——他的成功，不是计划经济的功劳，劳模这个称号他受之有愧；同时自由市场又已经给了他足够的回报，劳模这个称号对他并无太大意义，不过是锦上添花，或者说佛头着粪罢了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上海市推荐姚明，用好听的话说是“与时俱进”，用不好听的话说就是“贪天之功”。

    从姚明这个例子还可以看到：自由市场经济的激励机制要有效的多。先进工作者评选在前苏联被称为“斯达哈诺夫运动”，而纪德在《访苏归来》中说，即便是“斯达哈诺夫运动”刺激下的劳动效率，也只能相当于欧洲国家普通工人的一般水平。同样，把国有企业工人的工作效率与珠三角私营企业工人的工作效率相比，也可得出相似的结论。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面的劳模来说，处境也不尽人意，“据青海省总工会的调查统计，目前健在的166名全国劳模中，有77名劳模生活困难，40名生活特困。”

    所以，此次争议透视出的其实是转型期的尴尬。上海是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的最好的地方之一，姚明打球的美国，则是世界上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，这些都极具象征意义，但这个象征意义是体现在旧的激励机制与新的经济形态的冲突上面，而非其他。

再闻噩耗（2月14日15时03分，辽宁阜新矿业集团公司孙家湾煤矿发生特大瓦斯事故，目前203人遇难，12人下落不明），贴旧文以示悼念。

无名无姓的死难者

　
我很想知道，那些因矿难而死去的兄弟们，你们叫什么名字？我很想看到，在一份报纸，用一个整版，把你们的名字一排一排的列下来。我很想看到，在一个关于矿难的电视节目最后，是你们的名字在缓缓滚动。

你是不是和我一样，家中还有年迈的父母？你是不是和我一样，也是从农村外出打工？你是不是和我一样，也有着患难的朋友？你也许和我不一样，你还有着一个可爱的妻子？你也许和我不一样，你还有着同样可爱的儿女？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你来自哪里？不知道你的家中还有些什么人？

你的父母妻儿依门望归，可是你再也不会回来。你的朋友还在盼着在过年时与你相聚，一起喝酒谈天，可是你再也不会回来。你的父母还要依靠你养老，你的妻子还要依靠一起养家，你的孩子还等着你带回来学费。你离去了，但你的亲人和朋友，还将悲伤很久，很久。这会成为你的孩子一辈子的伤痛，他的童年，从此和其他人不一样。

我只看到一些数字：12、148、15、68、25……。人类非常聪明，一划一横，二划两横，三划三横，但十只需要写十或者10，一百只需要写一百或者100，一千只需要写一千或者1000，一万只需要写一万或者10000…..我们多么聪明。

但是，100和100个名字是不一样的，那不仅仅是更为费力，还告诉我们这后面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，是一个个悲伤的家庭，是一群又一群悲伤的人。如果有更详细的信息，也许我们会看到他们和我们是如此的相似，那时候我们的悲伤会不会不同？

我看过《辛德勒名单》这部伟大的电影，里面最让我震撼的镜头是打字机敲出一个一个的名字。我知道越战纪念碑刻满越战死亡者的名单——这些姓名都一般大小，每个字母高1.34厘米，深0.09厘米；我知道9.11事件之后的临时纪念碑是一块刻满罹难者名字的纤维板；我知道9.11正式的纪念碑有个水池，周围刻着所有遇难者的姓名；我们还知道新泽西州的9.11纪念碑有两面墙，上面也刻着他们的姓名——“死难者的名字将被刻在很容易触到的地方，而且刻得足够深，以供人触摸，并且每个字都是3×3英寸大，使人容易阅读。”可是我不想知道他们叫什么，就像我的朋友说的那样：“十个阿拉法特比不上一个遇难的矿工”。

可是那些因矿难而死去的兄弟们，我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名字。

你们是无名无姓的死难者。

没什么好说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