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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/26/2005 南方,南方周末昨天买了陈菊红的《哈佛乱翻书》,附录是作者当年在《南方周末》的故事,冲这几十页,买了这本书。
怀念什么呢?如有的人所说,其实是怀念自己的青春。呵呵,青春。
刚刚把当年的剪报翻了出来,一个长条——《南方周末》那时候读者来信都是登在中缝。
98年,南周开始搞实验特刊,陈菊红的书中有提到,嗯,原来是他们几个年轻人搞的。我看着很不顺眼,身在旧社会的人没有闲情逸致去欣赏所谓的“新生活”。于是给他们去了一封信,顺便把当时的《南方都市报》拿来陪枪毙了一把(没想到现在会经常给南都写稿)。
很意外,那封信登了出来。
第二期,又登了一封来信,标题是《鱼和熊掌我皆欲之》,说是跟我商榷,落款是中大一教授。看到那封来信,立马上火,中大教授了不起呀?与人商榷不留姓名俺还是第一次见到;还告诫俺无论阅世还是阅书,都要宽容一点;当然最主要是因为他说很多人看南周是为了宣泄。俺立刻写了一封回信,就是现在放在旁边的长条子。
立此存照吧,哪天剪报丢了,也还有个备份,顺便让大家看看99年的俺是什么样子,没啥变化吧?^_^
首先,我郑重向《南方都市报》道歉,需要说明的是,之所以道歉是因为《南方都市报》已有长足的进步,比如近段时间有关文学和外来人口的讨论我就十分欣赏。当然,以苛刻的态度看待新生事物至少是有失宽厚的,而以陈旧的看法去诋毁自己并不了解的《南方都市报》,是个极大的错误。在此,我向《南方都市报》以及喜爱它的读者表示深深的歉意。尤其是《鱼和熊掌我皆欲之》的作者,作为学识渊博的前辈,不惜屈尊指出后生晚辈的错误,并提出诚挚的忠告,我不胜感激之至。
尽管如此,我仍然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,认为“新生活”出现在《南方周末》是不协调的。我希望《南方周末》能成为“沉默的大多数”的代言人,对于有的人而言,可以说话的地方已经太多,而有的人却没有说话的权利。在看了《为了三百元钱打死一个农民》之后,我很难以闲适的心情来欣赏“新生活”。另外,在中国,“新生活”反映的某些生活,距离普通老百姓而言,未免太遥远了。不得不指出的是,我并不是不允许少数人说话,而是想说:“占据整整四版未免太多。”记得有位读者曾经提出了一个很值得重视的词语:“必读性”。我想请问一句:“请问多少读者阅读《南方周末》是冲新生活去的呢?”
我又在以挑剔的眼光看《南方周末》。我不想在这里诉说生活的艰难,因为有许多人比我的生活更加困苦,我只觉得对我而言,时间是紧迫的(上个月我的工卡上有314个小时),必定要有所取舍。所以在王朔与王小波之间,我选择王小波;在《读者》、《南方都市报》与《南方周末》之间,我选择《南方周末》。无论阅世也好,阅书也好,我都很赞成前辈的观点,并时时为此感到遗憾。(顺便说一句,我认为作为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一群能赞成渐进的改革,这是一种更大的宽容)。我对头版的改动没有异议,但如果认为有的读者阅读《南方周末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宣泄,我觉得这种看法有些片面。我相信更多的读者在看到了“什么”之后都会问“为什么”。如果要说对《南方周末》有什么要求,我很赞成元旦特刊“读者”版《请从南方周末开始》一文的观点。我说话总是很不客气,除了涵养不够和学识浅薄之外,我想,也许我代表的并不仅仅是我自己。有一群人很少说话,作为他们中的一员,我希望可以发出一点声音。
有幸成为《南方周末》的朋友(俺是98年度的“南方周末之友”,2005年注),我希望我能把我的快乐与你们共享:我这次自考四科全通过了,我很高兴。
如果这封信能发表,我希望可以公布我的详细地址。我很寂寞,很希望得到热心人的指点。谢谢。
——然后,一个多月的时间,回了60多封信,晕到不知道回的内容有没有在前一封信说过。不过,后来都慢慢失去联系了,除了阿登。^_^
3/8/2005 游上香港,走进台北,当大侠刚刚看了台湾的综艺节目《康康赫一跳》(电骡下载),这期的嘉宾是"武打双飞雄":孟飞、李小飞。前者以演方世玉著称,有个绰号叫"孟十二",据说他最多的时候同时拍十二部戏,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电视剧《雪山飞狐》,龚慈恩演的程灵素,当初对她很痴迷。李小飞当然也是非常出名,他拍的戏可能我们好多都没看过,即使看过也不记得这个名字了。但是提起他的一部文艺片,相信大家一定都记得,那就是《妈妈再爱我一次》。 孟飞其实是大陆人,当初游泳偷渡去香港——走了七、八天,再游七、八个小时。到了香港,后来遇到公开招考动作片男女主角,要求“五官端正、身手矫捷、无不良嗜好”(节目里孟飞说,你看我都还背得出来),他去应聘,六千多人选一个,就应聘上了。李小飞呢,是从台中走路到台北,开始在理发店打工,后来遇到谢雷来理发,才被推荐进了演艺圈。土包子进演艺圈,当然都闹了不少笑话,这个就请各位去看节目好了。 一个是游泳,一个是走路,游泳我不会,不过走路倒是有点心得。早些时候在成都找工作,和文大一起,也是徒步走着找工作,常常一走就是一天,所以我呆了不到三个月,就对成都了如指掌了。去年回家,文大还提到他和另外一个朋友去川工找我,结果回来路费不够,走得筋疲力尽,最后把身上的一包烟卖了两块钱,这才坐车回住处了(艾芜的《南行记》提到卖草鞋,看到那里,总是感觉很真实)。 到了广东,在广州一家工厂碰到过一位老兄,此君从深圳到广州,走了两天。我和他打过一架:他下棋,我旁观;他的棋臭,我的嘴更臭,热嘲冷讽之下,文斗就变成武斗了。后来文大等朋友来找我,终于弹尽粮绝,于是去东莞,半路走散。文大告诉我,他和另外两个朋友一起,身上只有几块钱,早上吃了一碗面,就没钱了,只好走路找工作。越走行李越重,最后连家信都扔了,抱怨我放他那里的书太重:一本《史记》,一本《古文观止》,岳麓版的。想了几次,准备扔了,终于没有下手。 关于走路的故事,非常之多,不多说了。 今天看秋风的译稿:米塞斯的《反资本主义的心态》,里面说,资本主义就是“每个成年人都可以按自己的计划塑造自己的生活”。他可能会败得很惨,但是你总得给他机会试一试。你最好不要跟他说:“农村的生活其实很美好,你还是不要出来了,一切我已经给你安排的好好的,你只需要去享受幸福就行了。”因为这样别人不相信,我也不相信,这个时候我可能会像米塞斯一样来一番洙心之论——尽管我的洙心之论比较浅薄(所以像温铁军那样的三农专家,就滚一边去罢)。 80年代的台湾是什么样子,我并不清楚,这个问题得问问安替。康康说,这叫不自由,毋宁死,众皆大笑。在资本主义之下,像李小飞、孟飞这样的草根,才有可能游进香港,走进台北,当大侠;社会主义之下就只有“人民艺术家”,即便变成不伦不类的“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”,也只有赵本山、张艺谋。还是看不到好笑的综艺节目,只好爬到网上去下载,看完了,再爬到网上来发劳骚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多学会一门技艺总是有帮助的。比如我,不会游泳,走路再厉害,也只能去广东,去不了香港、台湾。
1/29/2005 历史要有传承17日凌晨赵公逝世,18日、22日两次前往吊唁,今天去八宝山送行。此事或已告一段落,但需知历史并未终结。 这段时间一直没有动笔,心情复杂,竟不知如何说起。我并没有亲历那场事件,自然无切身体会,那时上小学六年级,升学考试突然增加一段关于时事的内容,有提到赵公。懵懂少年,一无所知。 多年以后,在广州天河购书中心门口地摊买到封从德关于六四的书,其目的是为回应海外人士对柴铃的指责,我最感兴趣不在于此。开篇有一段,作者自述这些年的心路历程,曾私下诵读多次,深深为之感动。去年来京,扔下很多书,此书不知犹在否? 既无切身体会,何以如此投入?给自己找过理由:比如“要吃粮,找紫阳”。我是四川人,也是农民。家里的房子,大概是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修的,那应该是86年。冬天爸爸挖了门口的田里的泥,用匣子做成砖,晒干,然后自己搭了窑子烧。第二年春天请人修起来。之前我家的旧房子,那时候我实在太小,已经没什么印象了,只记得厨房里竖了一根树干,撑住屋顶,免得塌下来。还有就是,像我这样的人,难免有时候会触霉头,那么,一个不肯对平民开枪的政府,对我是有利的。 不过这些可能都是借口,真正令我感动的,不在于此。今天有人问我:你为什么感到悲伤?我想都没想,就说出来——在我们国家,曾经有一个领导人,愿意站在人民一边,却落得如此下场...... 试想,假如我们也经历了这样的事情,我们后辈说,他们没有亲历过,这跟他们没什么关系。试问那时候情何以堪?历史是需要传承的,前者赴,要有后者继。 柴玲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:我不能现在置身事外,等到有一天自由民主到来了,站出来说不要少了我的一份。我还有一个朋友说:以后大家不要抱怨,因为那时候的局面是我们今天的沉默造成的。我愿意重复这些话。 下面这张照片是在进入纪念堂的人群中偷偷拍的(不让拍,当然,他们可以拍我们),也许没什么信息含量,但是有人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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